一个同注射隆胸抗争的女人不堪回首的往事

1998年初，37岁的刘扬离开家乡北京，来到她姐姐工作的城市深圳，在中年时期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踏上深圳的那一刻起，她就喜欢上这座干净整洁、井然有序的南方城市。刘扬去深圳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仪表器材公司做职员。

刘扬回忆说，那时自己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对生活要求简单，每一天无忧无虑，只想安静地过一种跟其他普通人一样的平凡生活。

然而，快乐的时光没有持续多久，她就在1998年5月份一次“偶然”的就医中葬送了自己的幸福。为了矫治“左眼上的一个小毛病”，他走进了深圳妇幼保健医院医学美容中心，而在那次就诊前后发生的一切，改变了她的命运。

期待

1998年5月初的一天，由于感觉左眼眼皮松弛，刘扬来到深圳妇幼保健医院看医生，她听朋友说那里有个医学美容中心，可以将左眼皮修整一下。那天接待她的是一位叫做裴西的负责人。

 “那里人特别多，裴西主任上前跟我打招呼，我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她。她看了看，说眼睛问题不大，你的脸倒是值得整一下。她对我说，你的颞部（太阳穴位置）可以向外冲一冲。我们这里有一种叫英捷尔法勒的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材料，只需往脸上几个部位注射，不开刀，不住院，就可以达到整形的效果。你的脸做完后不是一般的漂亮，而是非常漂亮……”现年45岁的刘扬对于8年前那次就医经历记忆犹新，“裴西还专门为我提了很多意见，显得特别真诚，让我很感动，也很兴奋。”

“之后，裴西主任叫来他们的教授曹孟君（我后来才知道曹孟君是裴西的父亲，裴西的原名叫曹裴西），向曹孟君介绍我的情况，曹孟君一边听一边点头，他同意了曹裴西的看法，也就是用我的手术为他们做广告。

“他们向我介绍了这项注射美容技术的先进性和安全性，并且说，即使出了问题，也能随时矫正，也能随时能把这种材料从体内取出，所以没有风险。他显得很有把握和信心，在我看了他们提供的宣传材料后，我感到自己很幸运，因为可以得到特殊照顾嘛。回家后仔细想了想，觉得很划算，于是就在5月十几号再次去了医院，打听手术价格。裴西说，既然我愿意为他们做广告，他们就为我打折，原价为1.2万元，给我的优惠价是7000元。当天我就交了500元定金。”

注射

在1998年5月20日那天上午10点左右，刘扬第三次来到深圳妇幼保健医院医学美容中心。

“我带了另外的6500元手术费，准备接受由曹孟君教授和侯颖医生施行的英捷尔法勒注射手术。那一天，医生在我的太阳穴、面部等部位注射了那种被叫做英捷尔法勒的聚丙烯酰胺水凝胶。”

刘扬说，手术过程是痛苦的。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她仍感觉到剧烈的疼痛，她说自己在手术中做了一个噩梦，梦见 “掉进一个五彩的管道里”。手术结束后，她是哭着睁开眼睛的，发现满脸泪水，她只感觉面部非常胀痛，头部特别沉重，无法动弹……

“等我苏醒时，裴西走进来，看到我时楞了一下，说，哎呀，你成这样了。但她很快露出轻松的表情。当时我的心就咯噔一下，我就知道自己的脸已经惨不忍睹了。”

恐惧

刘扬是瞒着姐姐做这个手术的，做完手术后她就一个人躲在家里修养。她从医院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照镜子。镜子当中出现的脸把她“吓了一大跳”：天哪，那是一张肿胀的青黄色的圆脸，大的变样了，像被打了激素一样难看，眼皮也是浮肿的……当时我就后悔了。

刘扬原本以为忍受几个月的痛苦之后，自己将拥有一张漂亮的脸。但是，这一想法看来是“一相情愿”。

几个月过去了，刘扬感觉自己的面部肿胀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憋闷起来，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她感到面部排汗都非常艰难，越来越难受。“每天一觉醒来，总会觉得大脑昏昏沉沉”。

“我觉得脸上包着身体以外的东西，每天晚上睡觉时，摸着自己的脸常常感到莫名其妙的恐惧，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后来，我好几次去医院找曹孟君。曹孟君对我说，没有问题，你别太紧张。”

刘扬说，之后发生的变化，令她害怕起来，她发现位于左腮的注射部位出现了不是很明显的硬块。

“当我再次找到曹孟君时，曹孟君说的 ‘安慰话’令我胆战心惊。他对我说，这种叫英捷尔法勒的物质是前苏联50年代克格勃用的，是间谍职业专用的，我把它引进到中国，我是引进中国第一人，如果它有问题，我就是罪人；再过一两个月，深圳卫生防疫部门采用英捷尔法勒对小白鼠检测实验就要出来了，那时我就要将它往临床广泛地使用了。”

“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呀！我算是成了这种材料在中国不明不白的实验品，跟小白鼠一样，我也是一个实验活体。”如今，刘扬一提起那时的情景，就难以抑制自己的心情，声调高了许多。她说：1998年下半年，她是在自责和后悔中度过的。

求助

“1998年底，大约是12月份，我给山东高分子材料检测中心打电话，因为我得知他们曾经对英捷尔法勒做过检测。我在电话中问一位姓施的主任，英捷尔法勒果真是没有副作用吗？施主任说：你听谁说的？谁说没有副作用？”

“之后，我又给时任国家药监局注册处一位处长打电话，将自己的情况向他反映了一下。这位处长让我写一个材料寄给他们，我就按照他的意思那么做了，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任何答复。”

“再后来，我看了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节目，看到一个注射隆胸致残案的报道。一位著名整形专家说，现在出现一种叫英捷尔法勒的产品，乌克兰产的，据说是通过国家药监局通过了，但是这种异物一旦植入人体，要经过长达终生的不良反应观察。

在出现种种问题之后，刘扬首先闪现的念头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这种材料取出来。她说，他后来找到曹孟君教授，非常坚决地要求他将材料取出来，她宁愿相信自己只是一个意外，或者说是一个“特例”。

“曹孟君对我讲的话让我茫然无措。他对我说，取出来，风险很大。听到这话后，我感到脊梁发冷。手术前他们宣传如何如何安全，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我开始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

刘扬说：曹孟君后来主动给她打了电话，态度很和善。他说有两种办法解决我存在的问题，或者退钱，或者重新补做。他说不建议我取出材料，因为那样做很容易发生血肿。听到这些话，我感到很害怕，也不敢让他们再给我补做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接受退钱一条路了。

“1998年12月12日，我被要求写一个文字材料，按照他们的意思写，只有这样，我才能领到他们的退钱。在我退钱的时候，深圳妇幼保健院医学美容中心已经独立出来，成立了富华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刘扬从保存的一大堆证据材料里，抽出一份印有“FuHua”字样的信签纸复印件，上面写道：

本人于98年5月20日在该院做颞部、棉布、眼睑美容手术，经双方确认，本人愿意将术前及术前效果图片做该院的广告宣传使用，故只收取成本费7000元整。术后本人认为美容效果不满意，本人不愿意再做二次修补手术及其他的弥补方式。在与该院协商后，同意将手术成本费五千元退还本人，如院方认为照片有广告宣传截止，可以继续使用，以此了解双方争议。

特此。

刘扬

98.12.12

1998年年底，刘扬领回了富华整形外科门诊部退还的“手术成本费”：5000元。

对刘扬所说的事实，2005年2月21日深圳富华医院在一份写给深圳市卫生局的说明材料中这样写道:刘扬所说的情况值得怀疑……我们为刘扬所做的手术，无任何过失及并发症。由于其本人对术后效果不满意，我们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于六年前已将此事一次性了解，退还5000元手术成本费并签有协议书。一年前我们接到市、区两级卫生局的转办函，并将有关情况做了汇报。今再次呈报，请领导明鉴。刘扬伙同其他别有用心的人，几次在媒体和不同场合对我们医院进行诽谤和污蔑，严重影响了我院的声誉。对此我们将在必要的时候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我院声誉。

折磨

从1998年接受手术后，刘扬害怕见到阳光，害怕炎热的天气，她的日常工作无法持续下去，2000年她被公司炒了鱿鱼。为了生计，她又被迫找新的工作，其后又面临失业，周而复始，经常在失业和半失业状态下摇摆不定。

2002年1月，刘扬在深圳交了一个男朋友，男朋友是香港人，之后，两人感情非常好。每到周末，男朋友总会从香港赶到深圳，而平时，每天晚上，他都会给刘扬打电话。

“到那时为止，我还对未来怀着一种梦想，总觉得幸福离我不远了。我们都见了彼此的父母，正准备建立一个家庭，过一种平凡愉快的日子。但是，受到病痛的折磨，我精神越来越憔悴，脾气也暴躁起来。他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但是对我性情的变化感到不能理解，有时候还对我身边的朋友说，说我活的太压抑。的确，他怎么会理解我呢？”

时间一晃进入2004年，这是刘扬接受英捷尔法勒注射手术后第六个年头。过去六年的时间里，她对这种产自乌克兰的化学物质有着切肤的感受。她说，面部的憋闷和难受时常伴随着她。

从这一年开始，刘扬的面部同时出现了新情况：疼痛又开始了！有时是“剧烈的”、“难以忍受的”疼痛。每当夜幕降临时，刘扬都会感到烦躁、痛苦不堪，她感觉太阳穴和面部内注射的物质有如“熔岩一般四处流动和转移”，甚至转移到脑部，经常头痛欲裂，太阳穴就像要爆炸了一样，一宿一宿睡不着，整个人渐渐憔悴下去。

维权

2004年5月，是刘扬四处求助、上访、维权的开端。

刘扬说：“我先后找过深圳市卫生局、深圳市药监局、深圳市消费者协会……在相关职能部门，都没有得到实质性进展。”

她在深圳药监局反映情况时，一位“好心的官员”为她介绍了另一位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注射手术受害人，名叫张慧琴。

张慧琴，奥美定注射手术受害人。在注射过奥美定后，她的身体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反应。本来形象较好，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更漂亮，张慧琴于2002年9月，接受了深圳富华美容医院医生的建议，在太阳穴附近注射了奥美定。

此间，刘扬了解到，国家药监局在1999年暂停了对英捷尔法勒进口和销售，而目前国内主要教授的注射隆胸产品，是由吉林富华研制的“民族品牌”产品——奥美定。两个产品的共性是，他们都是聚丙烯酰胺水凝胶。让刘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奥美定的发明人正是曹孟君等人。

刘扬和张慧琴一见如故，第一次见面时她们就聊了整整一个晚上。刘扬惊讶地发现，采用类似注射材料的张慧琴比自己的情况要糟糕的多。

张慧琴告诉刘扬，注射后，她立刻就出现了不良反应，疼痛难忍，牙龈发炎。原来奥美定凝胶已经从太阳穴附近流到了脸的各个部位，直至牙齿。她说她每时每刻都感到脸部的疼痛，而且面部肌肉僵硬，牙齿也已变形。部分症状同刘扬极为相似。

在刘扬看来，张慧琴是一个细心的人，外表柔弱，说起自己的遭遇时常常失声痛哭，但是她发现，这个女人内心深处有一股不屈不挠的韧劲。早在2002年张慧琴就开始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维权，向医院宣战。尽管两年间她基本上是“求告无门”。

她先是起诉深圳富华医院人身伤害。在她得到律师的建议撤诉后，法院硬性判决她败诉。张慧琴说，深圳的法院把她提供的别的医院对她受损伤程度的诊断，当作废纸一般，根本不理；而且富华医院提供的证据有很多不实之词。

尽管屡战屡败，但张慧琴愈挫愈勇，毫不妥协。这些令刘扬颇为感动，她决定勇敢地站出来，为他们这个受害者群体呐喊几声。

2004年，刘扬和张慧琴联合起来，在维权的路上做了很多事情。他们四处联络受害者，并把他们的遭遇向媒体反映。

至今，在刘扬的通讯录里，仍记录着一连串受害人亲笔签写的名字，黄卫红、谢小华、陈少霞、张金波……这些人都是他们在2004年找到的。

但是，刘扬为了维权付出了代价。2005年年初，她和男朋友分手了。

“我感觉自己对不起他，刚认识时，我总是瞒着他自己曾做过这样一种手术，后来告诉了他，他也没有责怪我。但是，2004年，当我开始投入维权行动时，我发现我们的感情渐渐疏远了。他有几次告诉我，叫我算了，说那是社会的问题，你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不了。最后明确告诉我，不希望我再去跑这跑那，他只想过一种安宁的日子。就这样我们联系越来越少，每次他到我这里来，都是看着我往外打电话。到2005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分手了。”

她接到很多次恐吓电话

尽管有很多受害者不愿意公开暴露自己，但是刘扬和张慧琴还是将20个左右的受害者紧密团结在一起。这些受害人经常会将自己遇到的麻烦通过电话告诉刘扬，而在他们每一步维权的行动中，刘扬总会出现在第一现场。

“一边联系受害人，一边联系媒体，一边请律师打官司，一边还要为身体的疼痛四处找专家……我就是一特矛盾的人，像我这样不知疲倦为这个受害人群体四处奔走，为此我付出了太多，对于我个人的维权我倒做的很少……那么多受害程度远比我严重的人不愿意站出来，我图个什么啊？有时想想觉得真是不值得，内心里其实不想再这么走下去，但是每天都会被一种惯性支配着，每当和张慧琴等人碰到一起，我们就会讨论明天我们要做什么时。我现在特别想开点结束这种不正常的状态。”

在联络受害者共同努力的时候，刘扬和张慧琴在律师的建议下开始寻求媒体的支持，他们四处打电话，向报社、电视台、电台反映他们的遭遇。“起初很多媒体记者决心帮助我们，然而在他们采访医院那一块后，他们做出的报道就发不出来了。广州一位媒体朋友本来计划和北京一家报社共同做这个选题，最后，他们告诉我，稿子都出来了，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被无限期积压了。” 刘扬说。

恐吓

从2005年开始，刘扬、张慧琴联络其他受害人开始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在向深圳药监局投诉无果的情况下，2005年年初，刘扬和张慧琴转而向国家药监局官员反映情况。

2005年元宵节，在深圳举行了全国医疗器械大会。提前得到这个消息的刘扬、张慧琴和另一位受害者，到会议举行的地方等候总局有关领导。会场休息时，他们见到了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注册处的常处长。她们把事情的经过再次向常处长做了汇报。

然而，在那次同国家药监局官员交涉之后不久，让刘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005年3月15日那天，刘扬接到一个电话，一个陌生的男子在电话中问她“你还在深圳哪？”，“你是不是在富华做过手术”，说完就挂断电话。

这个电话让刘扬大吃一惊，认为这是个不详征兆。之后，她又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让她感到害怕。

“有一天，有个自称某快递公司的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刘扬，说有个快递要发给我，并询问了我的公司地址。等到快下班时，这个人又给我打电话了，叫我在公司门口见他。我就出了公司大门，在门口没有见到送快递的人。又过了一会，我手机又响了，还是这个人。他说，我们已经把你的照片拍下来了，你应该知道我们是谁。”

刘扬说，在深圳，她先后接到过6个恐吓电话。这些电话让她觉得很不安，以致每天都高度紧张。

“每当我乘电梯时，我就感觉站在我身后的人好象就是要加害我的人似的，每次上坐公共汽车，我都会习惯性地看看两旁和身后，总觉得哪一天我会遭到袭击。”

上访

日复一日的高度紧张，已经使刘扬的精神逼近崩溃的底线。她在2004年7月2号被迫从深圳返回北京，居住到现在。

刘扬刚回到北京没几天，就得到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因涉嫌受贿已被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拘捕的消息。她主观认为，对于他们受害人群体而言，这是或许传递了一个信号。

回到北京后，刘扬等人先后6次去国家药监局上访。2006年3月4日上午，刘扬和张慧琴及一位上海受害人王芸到国家药监局信访办反映受害情况，询问英捷尔法勒及奥美定应不应该被取缔。

这一天，信访办一位姓杨的工作人员给他们的答复让他们感到兴奋：他们将联系负责人下午接见他们。

他们就从中午开始在北京西直门附近的国家药监局等待。那天下午2点左右，天空飘起了雪花。

国家药监局信访办两位主任接待了他们。会谈中，记者被拒之门外。不过据刘扬说，那天的谈话令他们感到一丝希望。

“他们对我们说，总局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已经为此连日开过好几次会，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并且说，他们肯定会站在受害人的立场上处理问题。政策是人制定的，我们也会以人为本制定政策。”

2006年4月14日，香港媒体一则报道引起内地媒体广泛转载。香港在过去两年，发现最少有53名妇女注射“聚丙烯瀜胺水凝胶”隆胸后，陆续出现不良反应，当中6人更要切除乳房。香港整形及整形外科学会副会长马芳荫警告，乳房注射PAAG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注射部位麻痹、乳头感觉改变、肿块硬结、发肿、发炎、感染及脓肿、漏出乳汁、凝胶移位和气胸。

2006年4月30日，国家药监局举行听证会。当天，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方网站公布了《关于停止生产销售和使用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注射用）的通告》，通告中写道：“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自通告之日起，全面停止生产、销售和使用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注射用）”。

消息传来，受害人群体沸腾了。这一天，刘扬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受害者的手机短信。一位刚刚接受取出手术的男性受害者在短信中这样写道：你知道取出在身体里面的奥美定已经和脂肪沾在一起，因为感染已经发灰变性，可能十年后癌变，我取出后的心情就是想大哭大喊，压抑自己太久。

与刘杨的对话

记者：你选择为受害者群体维权，孜孜不倦，动机是什么？

刘扬：我觉得人在痛苦中的挣扎是本能的，我在知情权被欺骗下，把这种高风险的物质植入我的面部，由此给平静生活的我带来重创，我有权利搞清楚材料的安全和所有问题，这个过程需要有社会公道力量来扶助。

我在拼命跑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个产品能取缔。这样，整个大环境就会有利于我们这个群体，而我是其中的一个受害人，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取缔之后，我自己的案子也会有个说法啊。

记者：受害人中比你更严重的太多了，为什么是你成了“旗手”？

刘扬：这个过程是慢慢积累的，不是一开始就愿意站出来的。但是我发现，商家往往就抓住了受害人这种心理。这件事气就气在先是受了骗，上了当，然后这种材料大行其道，流入到社会上，让更多人上当受骗，商家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暴利，而我们这些人却成了牺牲品。这个面子在必要的时候该抛就要抛。

我现在已经迫于无奈，因为这种材料植入人体后，疼痛就伴随着，这种痛苦是慢慢的、长期的。目前没有一个办法让我从这件事情中走出来，没有这种技术条件。如果说用我的们身体做实验，为医学进步贡献点力量，我们做的事情也能拥有价值，现在是什么啊，我都窝囊死了。

记者：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刘扬：我现在没有工作，借的钱也不少，实在熬不起了，我就希望早点结束，过正常的生活。正在等待律师的说法，怎样起诉，我们眼下的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将来去干什么根本没有时间想。